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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团F4近期合体演唱会话题持续发酵，但成员朱孝天确定不参与新歌录制及巡演，并与相信音乐高层爆发争执。此外，他近期的短期瘦身30斤也引发热议，与先前妻子韩雯雯的说法出现落差。
此前，韩雯雯在直播中透露，朱孝天为了F4合体演出，在短短一个多月内瘦了约30斤（约15公斤），希望在舞台上能与其他成员呈现和谐、好看的画面。她也表示心疼，看到丈夫为演出努力付出健康，却仍遭外界误解与抹黑，让她相当不舍。
不过，朱孝天近日在抖音回应网友疑问。他被问到「你这样有瘦30斤吗？」时表示：「我减重也不是我自己说的，是我老婆看到整个过程心疼我才对外说的。」他强调，减重「不全是为了工作，大部分是为了健康，因为太重会影响代谢」，并解释拍摄影片时的体重与目前的体重差异，最后提醒网友：「你就消停一下。」 朱孝天近日出面回应瘦身真正原因，强调是因为健康考量才瘦身。 图/翻摄自抖音@朱孝天
文章来源：联合新闻网
“我出生在恐惧里，长大在压迫中。”暴力计生幸存者杨长兵向记者讲述了他在共产中国身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所遭受的苦难，包括暴力计生、暴力强拆、疫情封控等。
杨长兵出生在山东一户普通的农村家庭，1980年中共实行“一胎化”政策，他和二哥成为直接受害人。在怀胎二哥八个月的时候，母亲被抓走了，被强行引产。
后来，母亲东躲西藏才生下杨长兵。“小时候，我妈就给我讲这个事情。我们本来应该是哥仨。”他说。
杨长兵从四五岁记事开始，就生活在害怕、恐惧之中，怕警察、怕搞计划生育的人把他抓走，或者送到孤儿院。
乡亲们对抓计划生育的人都很憎恨，帮着通风报信。杨长兵一听见有人喊：他们来了！就马上藏到柴火堆里，有时候钻到猪圈里，或者跑到附近的邻村里去，等到天黑才敢回家。
“我记得很清楚的，有一次我跑到柴火堆里藏起来了。天黑我回来一看，门窗也没了，粮食也没了，我妈也哭，我爸也愁眉不展的，家里乱七八糟的。那时候家里很穷，所有的东西，（他们）能砸的砸，能抢的抢……我妈也哭，我也哭。”
“所以我从小就恨中共，从娘胎里就挺恨他们的。”由于长期生活在恐惧中，爸妈发现他不会像正常孩子那样说话，五岁以后才会说一些很简单的话。他怕见到陌生人，或者是去公众人多的地方，就会变得很紧张很害怕，还有口吃的毛病。
直到他七八岁到了上学的年龄，父母被强行结扎，交了罚款，村里又写了证明信，杨长兵才有了户口。“罚多少钱我也忘了。那时候家里也没有钱，四处借钱，借邻居的、借亲戚的，都是一分钱、一毛钱地借。”他说。
杨长兵表示，暴力计生是共产党很大的罪恶，害人不浅。作为中共计划生育“四亿人中的幸存者”，他亲眼见过“超生”带来的恐怖：一人超生，全村受罚（结扎）。干部上门扒屋、拆门拆窗、粮食挖光、牵羊牵牛，把一个个家庭逼到绝境。
杨长兵所在的村庄离市里很近，早在1997年，农田就被政府以一亩几百块钱的价格征收了，用于开发盖楼房。2002年，村子也要拆迁。很多老百姓没有与当局达成补偿协议，十多户宅院被强拆，夷为平地。
杨长兵记得，那一天村里他们的人，还有黑社会、警察都来了，把人从屋里拖出来用棍子打，把屎尿泼到人家身上，接着用推土机、挖掘机把房子推倒。杨长兵上前阻拦，被抓到潘庄看守所，戴上连手铐、脚镣，被搧耳光，不让睡觉，坐在老虎凳上折磨。审讯48小时后，又送拘留所关了10天。
“我们兄弟两人只给了两套楼房，村里答应给第三套，到现在都没给。那些村官有五六套、七八套、十几套的房子，吃的比谁都肥。”杨长兵表示，这种事情在山东很普遍。只要老百姓不听他们的，不是挨打就是抓进去。
2009年，杨长兵终于成家了，妻子先后为他生育了两个可爱的孩子。为了妻儿生活过得好一点，他想多挣点钱，开始跑运输，成为一名卡车司机，不料又遭遇疫情封控，物流停了，几乎花光了积蓄。
2019年底，武汉疫情爆发。刚过完年，杨长兵楼下有个孩子的老师去过武汉，因此当局把他们整个楼全部给封了。杨长兵一家被列为密切接触者，强制隔离25天。
“铁门给你焊死，你想出都出不来。大白用杆子从窗户里递给你做核酸的工具，一天检测4次，从早上6点做，中午又做，之后到五六点又做，到晚上十点还有一次。刚开始有人配送食物，后来什么都没有了。家里也没什么吃的，两个孩子到半夜就饿醒了，爬起来说是饿，也没办法……”
“我楼上那一家，封控那天刚从老家回来，第二天他想出门出不去了，以为是门坏了，还给我打电话。他好几个月没在家，家里就有点面和面条，这25天他吃光了，一点东西都没有了，快要疯了。”
“那种感觉我都受不了了。”杨长兵回忆，他们小区有个做生意的，也就40岁，孩子只有两三岁，他想不开就跳楼了，掉在窗户底下的阳台里，早上有人路过看见他报警了。
“有上吊自杀的，有跳楼自杀的，他们做生意、开门头的，投了好几十万。疫情不断地封控，没法工作了，房贷、车贷、网贷、各种压力太大了，承受不住。人只要是到崩溃的边缘，很容易轻生。”他说。
杨长兵所在的物流公司，可以运送普货，也有运送危险品的资质。据他介绍，以前物流公司非常忙，跑港口，活儿很多，司机想请假都很难，从初六上班到过年，每天都要去跑车。自从和美国打贸易战开始物流就不行了，疫情期间彻底完了。
“之前公司能开一万多（工资），到后来四五千块钱，到后来成两三千块钱了，没有活儿干了。好多企业要不就搬走了，要不就破产了、关闭了。”他说。
杨长兵记得，疫情期间去公司提货的时候，首先看你（健康码）是绿码还是红码，到了哪个地方之后，车就被贴上封条，司机全程不能下车，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出去一趟好几天，一月十来天左右。
“有个同事是跑内蒙的，被困在路上。每一个省市疫情检查站拦着，前面也不让过，再调头往回走也回不来，车上的货都烂了、坏掉了。他在外面差不多两个月，给整得崩溃了。吃的也没了，什么也没了，村庄都围起来了，路上没有人，有钱都买不到东西。”
更多的时间，杨长兵出不了门，无法工作，就在家看电脑、看手机，突然发现有个叫VPN的东西，能看到外国的网络。他发现外网的内容不一样，在中国是完全看不到。
“比如我八九岁的时候，听我家人说天安门事件死了好多人，只是说听，在中国网络上完全看不到的。翻墙以后我发现，你想知道的东西，只要会翻墙，都能看得到。但是你在中国呢？不让你知道。”
通过翻墙，他知道了走线的路线，感到很兴奋，“我能逃离这里，终于能逃脱这里了！我受中共迫害四十多年，一直在黑暗的地方，我看到有道光。”2023年4月，杨长兵携全家抵达美国。
杨长兵说，“我感觉我现在活得很开心。在中国的时候我过得很压抑、很不开心，我逃离了那片土地，不会留恋那地方。那里虽然是我的出生地，但我不认为那是我的家。中国那片土地被中共控制着，成了有罪恶的土地，它培养的那些人都是被中共思想教育给毒害的。在中国你就是个奴隶、牲口、人矿，我想我的孩子能活得是个人。”
来后美国半年后，杨长兵就加入了中国民主党，至今参加了一百多起抗议中共的活动。
今年9月，杨长兵全程参加了美西美东抗议中共病毒的车队大游行，活动旨在追究中共隐瞒疫情的责任。
“我就是有个信念，想叫美国人、叫公众知道这个病毒是从中国发出的，是中共制造的，造成了好几亿的人民死亡，中共就是恶魔。美国政府有些动作，叫中共赔偿他们。我在中国的时候，打了三针科兴疫苗，都是假疫苗。好多人都有后遗症，或者有副作用的，得白血病。”杨长兵说。
他表示，自己只是中国小角落的一个人，被中共迫害的人太多了。“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中共的邪恶，这是中共不能否认的，这就是历史，从小到大我经历了这些真实的事情，受中共迫害之深已经刺入我的心，至死都能记得。我不留恋中共统治的那片土地，除非中共倒台那一刻。”
原文来源：大纪元时报 记者：李圆明
本文转自：TNT时报
2025年刚刚进入最后一个月，同新西兰华社有关的两个诽谤案的判决接踵而至，判决结果都非常鼓舞人心。
12月1日周一，奥克兰高等法院做出对前奥克兰市议员Paul Young（杨宗泽）诉肖志鸿（魔王/ Morgan Xiao）诽谤案的判决，肖魔王因在多篇微信公众号文章中对Paul Young的诽谤性言论，被法官判罚22.5万纽元赔偿金！
12月3日周三，奥克兰地方法院做出对富强诉戴在和（Daisy）同毛芃诽谤案的判决。两名被告成功驳回诉讼，富强不仅没得到任何经济赔偿，还需支付两名被告的法律费用。
Newsroom12月5日的相关报道
Paul Young对肖志鸿的诽谤诉讼案，可以说是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早在2022年11月4日，奥克兰高等法院就接受了诉讼材料，并正式立案。
不过，该案直到今年（2025）3月才开庭审理，庭审历时9天。代理Paul Young案子的出庭律师是Kalev Crossland。
Paul Young为何要起诉肖志鸿呢？
事情要从2022新西兰地方政府选举年说起。自2018年9月起就担任奥克兰市议员的Paul Young谋求连任，他的选区是华人移民比较多的奥克兰Howick 选区，而肖志鸿也在同选区竞选，竞争的同样是奥克兰市议员。
话说在新西兰参加地方政府公职竞选并非难事，不过要赢得选举并不容易。奥克兰市议会中，只出现过一位华裔市议员，这就是来自台湾的移民Paul Young（杨宗泽）。
说竞选地方政府公职不难，是因为几乎没什么门槛。只要是年满18岁，新西兰公民，并且登记为选民，再有俩推荐人，就可参加地方政府选举；无论是竞选市长、市议员或区议员，想选哪个选哪个，无需学历和经验。只要报了名，就可以把自己的简历和政见贴上选举委员会网站，而且选举委员会对简历真伪不负责审核。
当然，参加竞选的人事先得交上$200押金。但如果落选并满足特定条件，$200押金还可退还。
看似容易的通向政坛之路，自然给怀揣不同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
竞选中，肖魔王在不同中文媒体向竞争对手开火，他发表《 九问杨宗泽》一文，质疑移民自台湾的Paul Young 支持“台独”，虽然新西兰的地方选举同国际政治毫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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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2022年9月9日发表在《华页》的文章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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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9月29日，Paul Young聘请的律师团队给肖志鸿发了律师函，要求其删除所有针对Paul Young的不实和诽谤性言论，并做出更正和公开致歉。
彼时的肖志鸿不但不理会Paul Young律师的要求，还于9月30日在澳纽网发文，称Paul Young“告错了人”。
当年的选举结果是，Paul Young 以11,876的高票落选，肖志鸿获得3,840张选票，自然也是落选。
Paul Young 相信，他的落败与肖志鸿在竞选期间散布他支持“台独“的言论有关，遂向高等法院对肖志鸿提出控告。
12月5日，包括“Newsroom、 RNZ(新西兰电台) 和 The Post在内的新西兰几家有影响的英文媒体，都对Paul Young 诉肖志鸿诽谤案的判决做了报道。
Newsroom的文章作者Tim Murphy 该新闻机构联合编辑，他在文中将肖志鸿形容为“声名狼藉”的社交媒体活动人士。
Newsroom 在2019地方政府选举年就对肖魔王进行过报道，指他是“极端亲北京人士。”
据Newsroom当时的报道，魔王肖志鸿曾把新西兰著名中国问题学者 Anne-Marie Brady 等人称为“反华势力”和“狗杂种（sons of bitches）”，还呼吁绞死天安门广场的抗议者。
高院法官 Tracey Walker 裁定，肖志鸿（网名魔王）在 2021 年至 2023 年间发布的 16 篇同Paul Young 相关的文章中有 13 个构成诽谤，须向 Paul Young 支付 22.5 万纽元的”普通赔偿和加重性赔偿”。
Walker 法官形容肖志鸿针对Paul Young的社交媒体贴文是“是一场诽谤行动，是毫无责任感的沟通“； 法官驳斥了肖魔王的辩解，指其写作并非是为了真相或公共利益。
除了支付赔偿金和删除帖子外，奥克兰高院亦发布禁令，禁止肖魔王重复那些涉及 Paul Young 的诽谤性言论，包括：”不诚实、不忠诚、不适合担任公职、腐败、受外国影响，以及滥用司法程序“。
据Newsroom报道，Paul Young起诉肖魔王诽谤的关键点在于，他认为肖魔王的帖子虚假地描述他支持台湾独立。Paul的律师告诉法官，这样的指控在华社“可能会对声誉造成致命损害。”
法官Walker在裁决书中承认，台湾独立议题在华人社区是一个极具政治敏感性的话题。
法官在判决书中说：
“根据呈堂证供，肖的核心指控 — 即杨宗泽支持台湾独立—并不属实。此项指控乃是肖志鸿所发全部帖文的根本依据。然而，根据目前的诽谤法，该项指控的隐含含义并不构成诽谤，原因是“社会共识规则”（the “consensus” rule）。换言之，某项陈述是否具有诽谤性，必须以社会整体的普遍标准来判断，而不能仅以社会某一阶层或群体的标准为准。只有当刊发的陈述含有将某些行为或观点归诸于某人、而该行为或观点有违社会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时，才会产生诽谤倾向。”
也就是说，法官一方面不认为Paul Young参与了支持台湾独立的活动，一方面认为在新西兰说某人支持台湾独立或支持台湾参加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不属于诽谤。
但是法官指出：“肖针对 Paul Young 的其他言论构成了诽谤。”
法官说：“肖的证词给人的的整体印象是，他发表这些帖文的目的在于推进其自身的政治和个人利益，而这一系列贬损他人的文章旨在削弱 Paul Young 的政治资本。”
奥克兰高院的这份判决是魔王肖志鸿今年遭遇的第三次法律挫败。
今年6 月，奥克兰地方法院法官Richard McIlraith推翻了此前另一名法官所作的临时裁决—根据《有害数字通信法》要求记者毛芃删除有关肖的网上言论并向其道歉，并责令肖魔王承担诉相关诉讼费用。
今年7月，奥克兰地方法院裁决：肖志鸿控告Stuff记者Justin Wong记者违反《有害数字通信法》不成立，肖需承担诉讼费用。
据Newsroom报道，肖志鸿将对奥克兰高院的判决提出上诉，他认为该裁定“严重违反《新西兰权利法案》”；还说这一判决“实际上正在把新西兰价值观拖向北韩的水平。”
Paul Young则表示，此案的判决证明了自己三年来坚持诉讼的意义：
“我希望这个裁决结果能够传递出一个明确信息：新西兰的法律体系能够为那些因遭受持续的网络攻击而名誉受损的人提供有效的补救措施。”
Paul Young说，高院这次裁决的赔偿金数额是今年所判的诽谤案中赔偿金额最高的。
Paul Young 2022年年底在高院正式起诉肖志鸿后，曾对《毛传媒》表示，他打这场官司，是为了“还我清白、匡正华社歪风、消除华社恶势力。”
值得一提的是，Paul Young 的律师团队中有前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Raymond Huo）。
据Newsroom报道，霍律师本人不仅被肖志鸿在微信文章中攻击，也被肖在法庭上攻击。
霍律师向Newsroom披露: ”在法庭判决书以保密方式送达双方之后，被告（肖志鸿）违反了司法禁令，在法定的周五上午 10 点公开发布时间之前，提前曝光了判决消息并附带其个人评论。“
12月1日晚，肖魔王通过微信公众号发布了有关奥克兰高院对案子的判决结果。不过，他后来删除了该文。
霍律师对Newsroom表示，高院对这个案子的判决意义深远。
“这项判决应当为新西兰华人社区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让社区成员能够对持续抹黑行动坚定地说‘不’。这一裁决伸张了正义，判给原告的赔偿金数额对诽谤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清晰的威慑。”
另外，Stuff记者今年9月从奥克兰交通局获悉，交通局已经解除了与肖志鸿的雇佣关系，肖不再担任交通局的泊车员一职。近日有网友在奥克兰某医院门前拍摄到身穿保安员制服的肖志鸿，看起来他是在那家医院做保安员。
参考资料：
本文来源：毛传媒 作者：毛芃
本文转自：TNT时报
在许多中国人的童年记忆里，“只生一个好，政府来养老”并不是一句抽象的口号，而是一种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墙上，写在学校的围墙上，也贴在计划生育办公室的门口。人们每天路过、抬头、低头，它就在那里，像一句无需解释的命令。那时，生育不再是家庭内部的决定，而是一项被严格管理的公共事务。是否响应号召，直接关系到一个家庭在社区中的位置，也关系到个人是否被视为觉悟高。从那个阶段开始，生育权第一次被系统性地从个人和家庭手中抽离出来，交给了国家。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以“人口增长过快将拖累经济发展”为理由，正式推行计划生育政策。这套政策并非简单的人口调控措施，而是在特定政治背景下，被赋予了“科学”“理性”和“长远利益”的合法性。少生，被描绘成一种责任；顺从，被视为一种美德。
在铺天盖地的宣传中，人们被反复告知：少生一个孩子，国家就能更快发展；
缩小家庭规模，是为了民族的未来。在这种叙事框架下，质疑几乎不可能存在。对政策的不同意见，很容易被简化为“不顾大局”“自私”“思想落后”。当政治口号披上科学与集体利益的外衣，个人权利便悄无声息地退出了讨论空间。
如果说政策文本还停留在纸面，那么在基层，它的执行方式却异常直接。在城乡各地，尤其是在农村，女性成为这一制度最直接、也最沉默的承受者。强制上环、强制结扎、强制引产，并不是偶发事件，而是在特定时期被默许、甚至被制度化的手段。很多女性并未被充分告知风险，也没有真正的拒绝权利。生育，从一种自然的生命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层层审批、反复核查的指标；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可以随时介入、随时调整的“管理对象”。
在当时的体制中，计划生育并非“可选任务”。干部的升迁、单位的评优、集体的政绩，往往与“达标率”直接挂钩。在这样的考核逻辑下，对个体的尊重反而成了一种失职。制度的冷酷，并不需要个人的恶意，只需要服从。
在官方叙事中，计划生育的“成功”常常通过数字来呈现：出生率下降了，人口结构被“优化”了。但在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从未被认真记录的个人命运。失独家庭在晚年失去唯一的孩子，却长期得不到制度性的支持；被迫放弃、被“送走”或从户籍系统中消失的超生儿童，身份长期处于灰色地带。我自己，就是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出生的人之一。
我并非在一个“被期待”的环境中来到这个世界。关于我的出生，家人始终讳莫如深，但我很早就明白：我并不是被祝福着降临的生命，而是一个在政策夹缝中被勉强接受的存在。那种从小就隐约感受到的“不合时宜”，并不是来自家庭情感，而是来自制度留下的阴影。
还有那些在引产手术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她们承受的不只是身体上的创伤，更是长期的心理负担，却极少被允许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这些人，从未真正进入公共讨论。他们不是总结报告中的一页，也不是成功经验里的注脚，而是被默认为“必要代价”的一部分。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的人口结构问题逐渐显现。劳动力持续减少，老龄化速度加快，养老金体系承受巨大压力。于是，政策开始急转弯。2016年，全面二孩；2021年，三孩政策出台；随后，各类“鼓励生育”的口号与措施密集出现。但这种转向，并未伴随着对过往的反思。生育再次被赋予“责任”的意义，只是方向发生了改变。当年被要求“少生”的人，如今被指责“不生”；当年因生育受到惩罚的选择，如今成了被批评“觉悟不够”的理由。政策在变，逻辑却始终如一：个人依旧只是被动接受指令的对象。
在许多国家，涉及大规模人权侵害的公共政策，往往需要通过调查、道歉和赔偿来面对历史。然而在中国，计划生育这段长达数十年的制度实践，从未经历真正的清算。没有公开道歉，没有责任追究，没有档案开放，更没有对受害者的系统性补偿。这段历史仿佛只是“自然结束”了，而不是被人为制定、强制执行的结果。那些被深度介入的人生，被悄然从公共记忆中抹去。
计划生育的时代变迁，所揭示的并不仅是人口政策的成败，而是一个制度如何看待人的根本问题。当生育被当作工具和指标，生命本身就失去了不可侵犯的价值。当政策可以随时反转，却无需承担责任，个体便只能在制度洪流中一再被牺牲。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为了停留在指责之中，是为了追问：一个始终回避责任的制度，是否真的已经准备好尊重人的尊严？
这个问题，至今仍没有答案。
作者简介：彭小梅，中国出生，现居美国。计划生育政策背景下出生的亲历者，长期关注中国人权与制度问题。
本文转自：TNT时报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2月12日，本网获悉：2025年12月10日，江西人权捍卫者朱玉芳在服刑4年期满后出狱。据悉，朱玉芳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遭到狱方酷刑虐待，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导致其每日头脑昏沉嗜睡；狱方用手铐将其双手上举拷在铁栏杆上，长达14天，只偶尔有几分钟解开；狱方安排两名犯人对其“包夹”；安排犯人将其手脚提起，在楼梯上拖行，使其头部、腰部在台阶上不断磕碰；其身体病痛在狱中长期得不到治疗，其求医，狱医只口头敷衍其没事，而不肯书面确认，其要求治疗反被诬“装病”，被加重严厉看管。目前，出狱后的朱玉芳病痛缠身，并且精神药物导致其记忆力下降。
朱玉芳简介：朱玉芳是江西萍乡的强拆维权者。曾是经营4家店面的私营业主，2006年拆迁中，萍乡市政府主要领导亲属开办的房地产公司拒不兑现拆迁协议，朱玉芳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在维权过程中，她不仅自己维权，也积极帮助他人维权，呼吁社会公正，遂被地方政府视为重点维稳控制和打击对象，被多次截访绑架、关黑监狱、遭受酷刑。2015年，朱玉芳因在北京身穿“没有腐败就没有访民”的文化衫维权，被北京警方抓走，转交给江西萍乡安源区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后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有期徒刑3年。
2018年出狱后，朱玉芳一直为被枉法冤判而申诉；2021年12月3日，她到江西省高级法院申诉，遭拒，遂在法院门外举牌呼吁；一周后的2021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朱玉芳被萍乡市警方抓捕，随即被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2022年8月6日，朱玉芳第二次被萍乡市安源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刑，这次刑期比上次更长——4年。上诉后，萍乡市中级法院二审裁决维持原判。
在江西省女子监狱服刑期间，朱玉芳遭酷刑虐待，身体病痛长期得不到及时有效治疗，但狱方拒绝其保外就医。2025年12月10日刑满出狱。
文章来源：维权网
原标题：获刑4年刚刚刑满获释的江西人权捍卫者朱玉芳狱中遭酷刑虐待：曾被强制服用精神药物，双手上举被铐在栏杆上14天
本文转自：TNT时报
尊敬的魏京生基金会、评委会的各位朋友，海内外所有关心中国自由事业的人士：
衷心感谢你们把这份意义深远的奖项交到我手中。我深知它的分量，因此除了感恩，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惶恐——因为这条道路上，有太多前辈和同伴付出的牺牲远比我更大，他们才真正值得被铭记。
对我来说，这个奖不仅仅是荣耀，更是一种提醒：
提醒我不忘来时路，不忘那些在黑暗中承受压力、依然坚持的人们；
提醒我继续承担责任，不因为疲惫而停步，不因为恐惧而沉默。
如今，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敢于发声、敢于坚持的人都面临更大的压力。我理解他们，也更加尊重那些依旧站在前面的人。
正因如此，我把这份荣誉看作是一份共同承担的使命：
每一个愿意为自由迈出一步的人，每一份勇气、每一份坚持，都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力量。
我也要特别感谢魏京生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是我心中永远的灯塔。今天在他的名字之下接受奖项，对我而言，是一种莫大的鼓励，也是一种更沉静的力量。
未来的路也许依然艰难，但我愿意继续以一个普通民运志愿者的身份，与所有坚持良知的人并肩同行。只要我们还在，黑暗就无法彻底吞没希望。
谢谢大家。
陈立群
2025年12月5日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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