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电厂停机以后
二〇二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乌克兰能源企业DTEK通报,一座火电厂遭俄军大规模袭击,设备严重受损,停止发电。就在此前一天,普京刚在深圳参与发表和平宣言。[1][2] 宣言的墨迹未干,发电机先停了。
电厂停机,影响会从电网一直传到普通人家。严冬将近,电力背后连着供暖、供水和医院的运转。军事地图上一个被打掉的点,到了百姓家里,可能就是一间越来越冷的屋子。若把这些生存条件拿来逼对方让步,百姓的命就成了战争的筹码。
这让我想起父亲讲过的“困长春”。
二 老百姓怎样成了筹码
人要活下去,离不开食物、水和空气。到了冬天,还得有取暖的办法。过去,不少人家能从井里打水、去河边取水,靠柴火做饭取暖。现代城市的供水、供暖,靠一整套设施维持。自来水要经过处理、输送,高层供水往往还要加压;电暖器直接用电,天然气供暖和集中供暖的许多输送、控制环节,也依赖电力。
住在楼房里,不能临时挖一口井,更不能指望整座城市靠在家里烧柴过冬。停电持续下去,冰箱不能制冷,冷藏食品也有变质的风险。断电牵动的,是供水、取暖和食物保存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条件。[7] 对现代城市的平民来说,电已经连着活路。
国际能源署十一月发布的报告指出,乌克兰三成以上家庭依赖集中供暖,相关系统过去两个冬天遭到越来越严重的攻击。供暖一旦中断,居民转用电暖器,又会加重已经吃紧的电力负担。[3]
反复炸坏电站和电网,后果也就不止一次停电。修复需要设备、人手和时间,维修人员还得等安全条件允许才能开工。冬天却不会等。气温往下走,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日子,便可能一天比一天难熬。
“打不过你的军队,我就打你的老百姓。”在我看来,倘若靠平民挨冻、缺水来逼对方让步,暴露的就是这种逻辑。这种专找平民软肋的下三滥手段,不能因为挂着战争的名义,就变成可以接受的办法。
三 我父亲爬过的卡子
一九四八年长春被围困时,我还没有出生。这些家事,是后来听父亲和家里老人讲的。
那时的民生条件与今天不同,断粮却足以把人逼入绝境。中共军队封锁长春,把平民的饥饿变成迫使守军屈服的压力。出城的路被堵死,逃难的人被阻回来,整城百姓被扣在城里——打不上去,就用老百姓做人墙;围住了,就拿老百姓当人质。[4]
爷爷奶奶当时有五个孩子,父亲是老大,最小的妹妹才几个月。家里先拿值钱的东西换粮,后来连家具也劈了烧。奶奶让父亲去她亲姐姐家借几斤玉米面,姐夫原来开粮店。父亲却空手回来,一斤也没借到。奶奶从此与姐姐断了来往,终身未再相见。
父亲带着几件像样的衣服和一只面袋,跟大人爬卡子,想出去换点粮,再带回城里。城里有国军的阵地和铁丝网,外面有共军的封锁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为了一家人的下一顿饭,要在两军之间找路。
逃难时,几个月大的小妹妹有一次在夜里哭起来,随后一梭子弹打了过来。人没有被打中,那次却没能逃出去。后来,父亲看见两军之间一户人家的房子还比较好,觉得对方也许能养活孩子,便自作主张,把小妹妹送了过去。她连名字也没有。
父亲和其余家人最终逃到城外,得到高粱米和乡亲们的接济。这份恩情,我们记得。围困解除后,爷爷奶奶返回送孩子的那户人家,对方却已搬走,小女儿再也没有找到。
奶奶后来埋怨父亲。他回答:“如果不送走,咱全家人都得饿死啊。”一个少年为活命作出的决定,此后竟要用几十年解释。
这不是一家人的灾难。历史学者哈罗德·坦纳(Harold M. Tanner)估计,这场围困造成十万或更多平民饿死。[4] 死亡人数的估计存在差异,但大批平民死于饥饿的事实,不能被战役的胜负盖过去。
这套学问,是有来历的。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苏联政权在乌克兰制造大饥荒,学界估计饿死约四百万人(各家估计在三百三十万至五百万之间)。征粮队下乡,封锁村庄,不许逃荒——与长春城外那道封锁线,是同一张图纸。莫斯科先用饥饿对付过乌克兰人,这套办法后来又传给了它的学生;长春围城,就是这门学问的中国课。今天,导弹换下了征粮队,冻换下了饿,图纸没有换。
当时的记录也留下了饥民的困境。美国驻沈阳总领事一九四八年四月的电报,已报告难民想离开长春却被围城部队阻回;八月的电报又说,封锁仍紧,平民粮食短缺已十分危急。[4] 围城者怎样切断粮路、阻拦逃生,要追问;守城者怎样安排军民口粮、保障居民,同样要追问。
四 平民的生路有规则保护
从长春的断粮,到乌克兰的断电,历史背景和作战方式相距甚远,平民的生存却同样受到威胁。我追问的是:作战的人,有没有把百姓活下去的条件拿来作筹码?
《孙子·军争》讲“围师必阙,穷寇勿迫”,本意是用兵策略。[5] 今天,平民的保护更不应只靠将领临时生出一点仁慈。现代国际人道法已经规定了交战者必须遵守的边界。
一九七七年《日内瓦公约第一附加议定书》第五十四条,禁止以平民饥饿作为作战方法,并对食品、饮水等生存必需物作出专门保护。[6]
能源设施原则上属于民用物体;符合具体条件时,也可能构成军事目标。即便如此,攻击仍须遵守比例原则,采取可行的预防措施。可预见的供暖、供水中断等后果,也不能被排除在平民损害的计算之外。[7] 不能只说电站也给军队供电,就不再计算普通人的生活。
二〇二四年六月,国际刑事法院已就二〇二二年至二〇二三年部分乌克兰电力设施袭击,向绍伊古、格拉西莫夫签发逮捕令,所涉指控包括攻击民用物体和造成过度附带平民损害。[8] 这是需要司法继续审查的责任问题,不能被一次和平合影带过去。
五 老百姓不是筹码
我们家活着走出了长春围困,那个没有名字的小姑却一直没有回来。粮食后来能重新端上桌,亲人的下落始终没有答案。围城可以结束,围城给一个家庭留下的伤口,却未必随之愈合。
我在北京曾同一位出租车司机聊天。他说:“如果再有八国联军打进中国,我就是带路党,带着他们,告诉他们哪儿有贪官、哪儿有坏蛋,把他们一个一个抓起来。”
在我听来,这句话里是一个普通人对贪官的愤怒。一个政权若总说自己代表人民,却让人说出这样的话,就该问问自己把人民当成了什么。
今天看乌克兰,我关心的也正是那些具体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家,有老人和孩子,有明天要继续过的日子。不能因为住在战争中的一座城,就被要求以饥饿、寒冷和离散来替军队付账。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军队都应受同一条底线约束:不能拿平民的饥饿和寒冷逼人屈服。对民生设施的非法攻击该停止,抢修和人道救援该得到保障,具体责任该继续追查。让一座城市恢复电、暖、水,比再念一遍和平宣言更接近和平。
七十多年前在长春,今天在乌克兰,换的是旗号,不变的是这本账:军队打不赢,就拿老百姓抵账。俄罗斯如此,当年的围城者也如此。他们出自同一个根——一个从来不把老百姓的命当命的根。说到底,是一丘之貉。
拿饥饿和寒冷当武器,就是站在文明的对面。老百姓的命,不是任何人的筹码。
王立君,北京之春特约记者。
北京之春
本文转自:TNT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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