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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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维健：在莱比锡纪念刘晓波暨中国宪政民主研讨会讲话

  

  纪念刘晓波我们纪念什么？ ——在莱比锡纪念刘晓波暨中国宪政民主研讨会讲话

  首先感谢「欧洲之声」、「中国研究」邀请我们来莱比锡参加《刘晓波人权奖颁奖典礼》与《中国民主宪政研讨会》。莱比锡是我多年想往的城市。 1989年东欧民主运动的重要发生地，当地的民运人士每周一在圣，尼古拉教堂探讨国家的民主问题，后来每次讨论结束，人们就举着腊烛上街游行。这就是着名的【周一游行」。他们自始自终秉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精神，不攻击警察，不砸商店，不冲击政府。 89年10 月9日这一天，约7万人上街，政府已经部署镇压，但最后没有开枪，游行和平结束。

  刘晓波是中国民主运动和平理性，非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因此在这里纪念他有着非凡的意义。

  刘晓波作为和理非的倡导者与代表人物获得了一个政治人物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和平奖。诺奖委员会将这一荣誉给了被专制政权关在狱中的异见民主人人士，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中共政权是当今世界上最大，最邪恶的政权。故不其然，中国政府不但制裁挪威与诺奖委员会，还以恶劣的环境败坏刘晓波的身体直至死亡。 「和理非」与荣誉，并没有让他幸免遇难。这就是迫使人们提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残酷的政权，坚持和理非有用吗？

  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民主运动是1989六四民主运动。这个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自始自终都坚持和平理性，在运动期间甚至将三位来京支持学生运动，向天安门的毛像扔鸡蛋的青年人扭送到派出所。虽然三位青年的行为很难说是激进，但仍不容于学生，对此我们可见广场学生的和理非已恪守到什么程度。刘晓波在那场运动中因提出非暴力的理念与周舵，高新，候德建一起被称为四君子。在局势恶化的6月3日，他与在场的学生沟通唿吁学生撤出广场，以避免伤亡。六四运动最终以血腥镇压告终，刘晓波并没有因坚持和平理性而逃出中共的迫害仍然被捕审查。后又因发起推动政治改革被监视居住与劳动教养，最后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11年。在刑满即将释放前，因肝癌在保外求医中死亡。虽然我们并不清楚狱中遭遇什么，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共是不会让他活着离开监狱的。因为诺贝尔奖的巨大名声，他将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当时海外民运也确实在讨论他出狱后如何将他接到海外，继王炳章之后接掌中国民运大旗。

  纵观刘晓波的政治理念与实际行动。自始自终都是坚持和平理性的。就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的《零八宪章》也没有推翻政权，而是根据中共本身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撰写的。既没有要求取消中国共产党领导，也没有禁止共产党执政，更没有取缔共产党。而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要害就是共产党领导。除出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外，与西方民主国家宪法并没有多大差异。 《零八宪章不过提出了中国宪法本身已有的东西，宪政自由，多党竞争，司法独立，出版自由，言论自由等。一句话，《零八宪章》不过是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宪法而已。当然对专制政权来说，是对他提出挑战。任何向他提出挑战的人，不管什么形式，多么的和平理性，都是欲除而快的敌人。

  刘晓波作为和理非的代表人物，他最为人诟病的是「我没有敌人」。这是他在2009年12 月23日在法院审理时准备的一份陈述。虽然这份陈述没有能够在法庭上得到陈述。因其在2010年诺奖典礼上被引用而广为人知。他说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一个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的人最后被他的敌人迫害而死。那么我没有敌人，没有仇恨还有意义吗？不少人认为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让他死得没有气节，也误导了许多人。让和理非成为愚蠢和荒唐。需要一提的是，在时下的反共圈，和理非是贬义词。这些年许多人国内出来自称「反贼」的反共人士，大都不认同和理非。

  89六四运动，毫无疑问是一场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不但没有烧杀抢掠，也没有冲击政府机关，那一段期间是社会最平和的时期，甚至连小偷都被感动得罢偷了。当军队进城前，学生市民拿着食物去慰劳在郊区的解放军，呈现出军民鱼水情令人动容的场面。学生最激烈的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赌注，用绝食来宣示民主的决心。如果我们把北京天安门的学生与莱比锡尼古拉教堂的民众相比，他们的和平理性一点也不下于尼古拉教堂的民众。但是中共政权开枪了，东德政府没有开枪。两厢对照，不是学生理性不理性，而是政府理性不理性。六四屠杀的原因，罪不在学生，而是政府，是政府执意要杀人。六四之后中共的理论是六四镇压保了国家的平安。这个平安当然是中共政权的平安。而西德共产党政权最后没有开枪，与欧洲的文艺覆兴以来的人道主义文化分不开的，与教会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尽管都是共产政权，他们还保留了最后一丝人性。

  六四民主运动，和理非没有避免镇压，刘晓波和理非没有避免他被迫害而死。那么和理非在中国的民主运动中是否已经死亡？答案是否定的。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把政治理念上升宗教的高度。耶稣说「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圣经说要宽恕伤害你们的人，「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可以说宽恕，包括宽恕敌人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在佛教里也是同样，不要生嗔恨之心，怨怨相报，何时了。当然宗教思想与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者的中共是对牛谈琴。我没有敌人，在制造仇恨为理论的中共面前必是惨不忍睹。刘晓波死后，960万平方公里，竟然连一坟一穴都不给，逼着家属把骨灰撒在大海里。不过这反到使他的骨灰流向大海，流向世界，让他的精神成为世界文明的一部分，是求仁得仁。尽管如此但我们依然要放下仇恨，这并不是我们能够上升到基督的高度，菩萨的境界，而是我们唯有如此，才能使中国避免处于万劫不覆的仇恨轮回之中。

  我们来看看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和平理性的倡导者也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尊者达赖喇嘛曾经对激进要搞武装的藏人是这样说的：「假如我们决定要武力达到目的，首先要有枪，还要有弹药，几支枪不够，要几千支，但谁会卖给我们呢？印度？美国？即使买到了钱从哪里来？又怎样运进中国。」尊者的进话是告诉即使要暴力革命，武装斗争实际上没有可能性。这个话是早期讲的，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在大数据面前，即使有枪还没有动就被发现了，何况几支枪又如何敌得了现代化的正规军队。尊者作为喇嘛以他的慈悲性，以佛教的中道理论，提出他的和平理性的中间道路。西藏流亡政府与流亡社区至所以得得国际社会的关注与支持。是与达赖喇嘛的非暴力的中间道路分不开的。刘晓波与达赖喇嘛两位都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不是偶然的。这是他们共同的理念，追求，坚持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承认。达赖喇嘛与刘晓波是以和理非方式反抗中共暴政的双雄巨擘。是我们战胜中共暴政的法宝。

  和理非并不是反对暴力革命，而是因为暴力革命的不可行。但这并不是说被压迫的民众没有暴力反抗的权利与正当性。比如，扬佳杀警，这就是被逼之下民众的正义选择。 「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这是无可非议的正义宣言。如果没有杨佳这样的死士，我们中国人就为被睢不起的，没有血性的中国人，只是一批任人宰割的草民。

  主张和理非的人士从来不反对暴力革命，是因为不可行。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主张暴力的人士也没有在中国打过一枪一弹。这不是非议他们，实在是很难做到。当然对于以动刀，以汽车撞人滥杀无辜的社会报覆是坚决反对的。有一句话说得好：冤有头，债有主，前面拐弯是政府。和理非不排除暴力革命，当它成为可能时，绝不会自废武功。当民众起义，当军队哗变，以军事力量摧毁中共政权时，秉持和理非的人士不但不会反对，必定是全力支持。而以当下社会民众与中共权贵矛盾激化，习近平对军队的大规模的残酷无度的清洗来看，这是完全可能的。一句话：和理非与暴力革命从来是不割席的。两者相互相存，是民主战车上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雨果的「悲惨世界」体现了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即：绝对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

  我们坚持达赖喇嘛与刘晓波倡导的和平理性，还有一个理由就是在中国发生政治变局中尽可能地减少社会动荡，混乱，杀戮。共产党几十的的执政其罪行罄竹难书。家家都有一本血泪账，包括中共的干部官员。有血债，有血仇。时机一到，就会报覆，仇杀。血流成河并非耸人唿闻，看看这些年的社会报覆事件有多么的血腥就知道了，我们知道不可避免，但我们要将它减少到最低的程度。我们要清算共产党的罪行，但不是仇杀，不是私刑，而是法律，以法律来还公道，该判的判，该关的关，但不杀人。以文明的方式来清算罪行。这就是和理非。这就是达赖喇嘛，刘晓波的非暴力路线。中国民主转型的道路。

  在强大的中共政权面前，我们除出道义力量，几乎一无所有。有人说海外民运几十年一无所成，但我们心中有数，我们的坚持就是胜利。已故的民运领袖万润南先生曾经说过，「旗子不倒，队伍不散」我们凭着信念做到了。虽然我们到了这个年龄，这个岁数，「世上空惊故人少，集中唯觉祭文多」。今天这个走了，明天那个走了。打开网页看到的都是悼念祭文，但我们不觉凄凉，因为我们为我们所珍视的理念奋斗了，为理念奋斗就没有失败。我们以自己的年华的牺牲，这样的牺牲就是胜利。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坚持到今天的每一个民运人士都有那样一种大气度，这样一种大境界。我们不会妄自菲薄，我们是骄傲的，因为我们是投向中共​​暴政的一块石子，更是中国民主道路上的铺路石。不！我们还有一个名字，梦想被延迟的人。我们的梦想是什么，在座的每一位人都知道，这就是宪政民主。

  谢谢主办单位，谢谢大家！

  文/陈维健 《北京之春》主编

   

  本文转自：TNT时报

  19小时前

• 纽西兰华裔议员发问外交部长打疫苗遭呛，中国政府声明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近，在纽西兰议会发生了一起互呛事件。外交部长彼得斯”Peters在检讨工党政府疫情期间的政策得失时，绿党的华裔国会议员南西（Lawrence Xu-Nan）打断他的发言，问道”你打疫苗了吗？此问粗暴无理，彼得斯当仁不让，即刻回呛；你回你老家去吧！在你们那边撒谎是家常便饭，但这里可不一样。这里是民主国家，不是你们习惯的那套。又继续说：你这个大嘴巴，好好学学怎么在新西兰政坛立足。

  

  此事发生后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总理卢克森Christopher Luxon批评彼得斯意在吸引媒体注意，前工党总理海伦 克拉克Helen Clark则表示;彼得斯以这种方式谈论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做法。并谴责该言论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令人心寒。如果说纽西兰这两位总理对彼得斯提出批评不让人惊讶的话，那么中国大使馆对此发表声明提出交涉就很不正常了。事件发生后，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表示，已经就有关政客在议会发表“涉华负面言论”向新西兰外交贸易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新方珍视中新平等互利关系，多做有利于双边关系的事，而不是相反。此事甚至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出来 说话：毛宁表示，中方一贯主张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偏见，不要在国内政治中拿中国说事。

  南西已入籍为纽西兰人，中国政府仍然把他看作中国人而为此不平。说明在中共眼中不管你现在是什么身份，只要你是华人都是他的人。而且彼得斯的言论只是对南西无理的反呛，嘲讽的是中国政治制度，根本不存在着种族歧视问题。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后，彼得斯表示不会对此进行道歉收回言论。并进一步地表示：南西是在为中国政府帮腔。如果有人想比较新西兰议会与“共产党国家和独裁国家”的区别，“那就回去亲眼看看”。并称如果这些言论冒犯了“那些大惊小怪的人和为共产党站台的人”，那欢迎来到新西兰。

  39岁的南西出生于中国天津，七岁随家人移居新西兰。2024年就任绿党议员，从小是 在纽西兰长大的，在国会辩论这样的公开场合，问及他人健康问题是极其不礼貌的，难怪彼得斯大为光火。身体状况，医疗状况在纽西兰的文化中是极其私密的事，即使在平时的社交场合都是不应该问及的隐私。不知道南西作为纽西兰文化中长大的孩子会何口出此言。是不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中国的影响或者与中国政府存在着某种联系，对新冠疫情与中国政府的关系有着特别的敏感。

  彼得斯对南西的问话光火可以理解，因为检讨政府对疫情政的得失与他个人是否打疫苗没有关系，打不打疫苗是个人的健康隐私。彼得斯是纽西兰政坛老将以敢言闻名，他不怕得罪中国政府。他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是纽西兰政客所不敢言的。纽西兰政客大都怕得罪中国政府。一如海伦克拉克所说的那样，她很担心彼得斯的言论，因为中国是纽西兰最大的贸易国家。

  此事本来并非什么大事，为何动劳中国使馆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这让人联系到最近美国参议院对美国防疫顾问福奇在新冠疫情问题上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提出质询。新冠疫情对中国政府来说好象是秃头不能说光一样敏感。虽然纽西兰议会检讨的是纽西兰政府疫情政策的得失，但却戳到了中国政府的敏感点，中国政府在新冠疫情上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自己清楚。所以指东说西，偷换主题指彼得斯的言论是种族歧视。中国政府虽然说不干涉纽西兰政坛的事，但做法却是此地无银三两，正好说明在新冠病毒问题上的心虚与这位华裔议员与中国政府存在着某种关系。而纽西兰已经实施外国政府代理法案。

  本文转自：北京之春 作者：陈维健

  本文转自：TNT时报

  19小时前

• 获刑1年3个月的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法轮功学员万桃英女士的案情及简历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6年8月4日，本网获悉获刑1年3个月的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法轮功学员万桃英女士的案情及简历，现在通报如下：

  万桃英：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法轮功学员，女，1962年3月出生，江西省南昌市进贤县三里乡人。她因坚持法轮功信仰，曾遭劳教一次、判刑两次。她在江西省女子劳教所遭折磨，眼睛几乎失明；她在江西省女子监狱被施“老虎凳”酷刑，双手大拇指被打断。

  万桃英于2025年8月5日在其位于福建省福州市的住所，被福州市仓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跨省绑架、抄家，随后被关押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2026年7月下旬，万桃英被福州市闽清县法院判刑1年3个月。刑期至：2026年11月4日。

  
  

  文章来源：维权网

  22小时前

• 维权评论：冯正虎：那句“可以不告知”——出入境新规第六条的分量

  2026年7月31日公布、9月15日起施行的《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条文不多，却有一句话值得反复琢磨。

  第六条写道：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决定机关应当及时通知移民管理机构执行，并"向当事人书面告知不准出境的事实、理由、依据和救济途径"；紧接着是一个转折——"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等情形的，可以不告知当事人"。第二款则规定，移民管理机构执行不准出境决定时，"应当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当事人"。

  一句"应当告知"确立了原则，一句"可以不告知"打开了缺口，再一句"按照决定机关通知的内容告知"决定了口岸窗口能说出多少话。这三句话之间的张力，就是这一条真正的重量所在。

  一、它不是限制出境的授权条款

  讨论这一条时，第一件需要澄清的事是：它管的是怎么说，不是能不能限。

  不准出境的权力来源并不在第六条，而在其他实体规范里。这部新规自身第三条至第五条就分别针对虚假材料与虚假陈述、骗取证件与非法出入境受行政拘留处罚（6个月至3年不准出境）、在境外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违法犯罪活动（自回国之日起6个月至3年）、违反出口管制与技术进出口管理可能危害国家产业安全、技术安全等情形作出了规定；此外还有《出境入境管理法》以及民事、刑事诉讼中的各类限制出境制度。

  这个区分很重要。它意味着第六条并不会把一项本来没有依据的限制变成合法的限制。合法性来自授权边界，超出边界的行为即使披着"依法"的外衣，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仍然可以被推翻。因此，准确的说法不是"例外条款使违法合法化"，而是：它可能让越界的行为更长时间地不被发现、不被纠正。

  这个灰色地带，正是需要制度去堵的地方。因为程序上的沉默，虽然不改变实体上的对错，却会实实在在地改变纠错的概率。

  二、缺口开在哪里

  条文的措辞并非毫无边界，"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至少划出了一个方向。真正让人不安的是三处结构性缝隙。

  一是"等情形"的开放性。 立法技术上，"等"字通常应作同类解释，即限于与前列事项在性质、紧迫性和保密必要性上相当的情形。但在执行层面，如果没有细则、指引或案例把这条线画出来，"等"就容易被当作一个筐——一般性的行政管理便利、内部纪律事由、地方维稳考虑、经济纠纷、乃至言论争议，都可能被顺手装进去。

  二是"可能影响"的判断门槛过低。 请注意，条文要求的不是"确实影响"，而是"有可能影响"。这是一个预测性、主观性极强的标准，几乎不可能在事后被证伪。援引它的成本，因此接近于零。

  三是"可以"的裁量没有配套约束。 条文没有规定谁来批准不告知、要不要写明理由、保密状态能维持多久、期满后是否需要补充告知、有无复核机制。一项裁量权若不附带程序成本，实践中的重心就会往阻力最小的方向滑动。

  三者叠加，结果是：一个本应例外的选项，具备了变成常规选项的全部条件。

  三、代价：救济权的空转

  这一条最直接的后果，落在知情权上；而知情权受损的真正代价，是救济权的空转。

  法律上的救济渠道并未取消。当事人依然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但如果不知道是哪个机关作出的决定、基于什么事实、依据哪条规定、期限多久，那么复议与诉讼就像蒙着眼睛打靶——找不到被告，说不清争点，举不出证据。权利在纸面上完好无损，在操作上却接近于零。

  其次是可预期性的丧失。法治的一个基本功能，是让人能够预判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据此安排生活。一个人在机场被拦下，被告知"你不能出境"却拿不到任何理由，他无法判断这是一个几周就能解决的手续问题，还是一项可能持续数年的实质限制。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次生损害，往往比限制本身更重。

  第三是比例原则的落空。限制出境是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重大干预，理应遵循必要性与最小损害。但当理由不公开、期限不明确、复核不设时限时，"是否必要""是否过度"这类审查就无从展开。

  最后是信任的折损。不透明的权力运行，即使这一次出于善意，下一次也未必。当人们感到"纵使守法也说不清何时被限、因何被限"，规则的引导功能就会失灵——这是比任何个案都更深的损失。

  四、最该警惕的场景，是"回来之后"

  关于影响范围，需要一个冷静的界定：第六条规范的是中国出境环节的告知程序，直接约束的是境内的决定机关与口岸执行机关。对长期在海外、暂不入境的人员，它不会凭空产生什么效果；对已不具有中国国籍的华人，是否适用则取决于其具体身份与相应的入出境规则。

  真正的高风险场景，是人已经回到境内、准备再次出境时，才在口岸被动发现自己被限制，而且拿不到完整理由。这才是留学生、外派员工、跨境商务人士以及持境外永居身份的华人最应当留意的结构性地雷。

  一旦落入这个场景，连带后果是具体而急迫的：无法按期返回境外的岗位、学校或居住地；错过签证与居留许可的期限，甚至因离境时间超限而危及永居资格；打乱未成年子女的照护、房产租约、医疗安排；面对雇佣关系、学业、租约和跨境商业合同的违约风险。而由于不掌握任何理由，当事人甚至无法向境外的雇主、学校、移民机构做出一个像样的解释或延期申请。

  更值得政策制定者注意的是群体层面的反馈。"回国容易、再出境难"的预期一旦在海外社群中形成，就会自我放大为传言与焦虑，抑制正常的探亲、投资、学术交流意愿。这与吸引海外人才、维系海外联系的政策目标，方向正好相反。

  五、把例外关回例外的位置

  防止例外扩大化，不能只靠呼吁自律，而要靠"实体收紧＋程序内控＋外部监督"的组合。以下方向都具备可操作性。

  收紧实体解释。 通过实施细则、执法指引或指导案例明确同类解释规则："等情形"仅限于与国家安全、刑事案件侦查在性质、紧迫性、保密必要性上相当的事项，并以负面清单方式明确排除一般民事纠纷、行政争议、行政管理便利、内部纪律事由等理由。

  提高援引成本。 适用不告知，应当经过更高层级审批，而非由基层执法人员自行决定——层级本身就是一种审慎机制。同时，即使不向当事人告知，也应形成书面决定，载明事实、法律依据、保密必要性、适用期限并完整归档。留痕是事后监督的前提。

  给保密设定期限。 不告知应遵循最短必要原则，设定明确的保密期限与定期复核制度；保密理由消失后，应当主动补充告知理由与救济途径。没有期限的保密，等于永久的黑箱。

  保底的知情权。 即使不能透露具体理由，也应向当事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信息——例如限制的存在、作出决定的机关层级或类别、可以申请复核的渠道，让当事人至少有"敲对门"的可能，而不是在多个部门之间空转。

  外部监督与数据公开。 建立独立的核查与司法审查通道，并定期公布援引例外条款的总量、类型分布、平均持续期限与解除比例。统计数据的公开本身就是一种约束：一项例外若被大量使用，数字会先说话。

  错误的代价。 对确属错误或超期的限制，应有明确的解除、更正与合理赔偿机制。让滥用有成本，比让守法者自证清白更有效。

  结语

  第六条把"告知"写成原则，这是进步——它承认了公民对针对自己的强制措施有知情的资格。但它同时留下了一个门槛极低、边界模糊、缺少程序配套的例外，而没有一并给出关门的钥匙。

  任何法律体系都需要例外条款，国家安全与刑事侦查的保密需要是真实的。问题从来不是"有没有例外"，而是"谁来认定例外""认定后留下什么痕迹""多久之后必须回到常态"。

  一部规定的品质，往往不在它的原则写得多漂亮，而在它的例外被约束得多严格。第六条的方向是对的，接下来真正要看的，是实施细则如何填补那些空白——让"可以不告知"停留在一个需要说明理由才能启用的选项上，而不是变成一个不需要说明理由就能默认的习惯。

  日期：2026年8月3日

  本文基于《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国令第841号，2026年）正式文本及相关法律分析撰写。

  

  
  

  
  

  文章来源：维权网

  22小时前

• 锡安教会案将于2026年8月10日至11日召开庭前会议，8月14日至18日公开开庭审理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6年8月4日，本网获悉：锡安教会案将于2026年8月10日至11日召开庭前会议，8月14日至18日公开开庭审理。

  据家属反映，部分律师近日才收到厚达300卷的案卷，尚未完成阅卷，也未获充分时间申请调查取证。法院在庭前会议前即确定庭审日期，引发对程序公正及辩护权保障的担忧。

  “10·9”锡安教案截至目前，仍有8位锡安教会的牧者同工被羁押在广西北海市第一、第二看守所，面临“诈骗罪”、“非法经营罪”的不实刑事指控。

  案件于2026年6月18日被移送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26年7月17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案件在辩护律师毫不知情，未给予辩护意见的情况下，被突然起诉至北海市银海区人民法院。

  根据起诉书，王林、高颖佳、尹会彬、王聪、刘桢彬、林书铖被指控“共同实施诈骗的犯罪行为”，称其“开展非法宗教活动，骗取信徒的‘奉献金’人民币1000余万元”。

  王林、汪中、吴秋雨被指控“共同故意实施非法经营的犯罪行为”，称其“自2020年至2025年，未经许可利用信息网络非法销售涉宗教等内容的‘课程包’，收取非法经营款200余万元。”

  起诉书进一步指控“王林在诈骗、非法经营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高颖佳、尹会彬在共同诈骗犯罪活动中起主要作用，是主犯，其他人是从犯。”

  办案部门把教会牧养中的奉献、牧者供养和内部宗教教育列入刑事案件，相当于把中国家庭教会长期存在的宗教活动刑事化。这不仅是对中国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公然践踏。起诉书中声称有被害人、证人的陈述。实为部分信徒受到办案人员误导甚至胁迫，以至在恐慌中提供了不实的证言。这些信徒愿意重新作证，说明教会没有欺骗他们，也没有通过牧养使他们遭受经济损失。不仅如此，锡安教会的众多会友和锡安圣经学院的许多学员皆可作证：奉献不是“诈骗”，圣经培训不是“非法经营”。

  

  

  

  
  
  

  
  

  
  

  
  

  文章来源：维权网

  22小时前

• 遭中共当局跨境抓捕、后获刑5年拆墙运动发起人、新闻媒体人杨泽伟（网名乔鑫鑫）狱中度过其40岁生日

  （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6年8月4日，本网获悉：日前，遭中共当局跨境抓捕、后获刑5年拆墙运动发起人、新闻媒体人杨泽伟（网名乔鑫鑫）狱中度过其40岁生日。

  杨泽伟在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23年5月31日，突遭中国警方跨境抓捕；后知其在当地侨领、老挝警方的连手配合下被中国警方野蛮绑架，自此失联，后证实其已被押回湖南衡阳，羁押在湖南衡阳市未成年人看守所。杨泽伟于2023年是7月7日被衡阳市检察院批捕，其罪名是“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后获悉一审获刑5年，已于2024年9月移送湖南赤山监狱服刑。狱中遭酷刑折磨。

  杨泽伟简历：网名乔鑫鑫，1986年8月3日生，湖南省衡阳祁东县人，客居老挝中国公民，新闻媒体人，前广州市某新闻媒体职员，前自由亚洲电台驻东南亚特约记者，中国拆墙运动（BanGFW）发起人，“拆墙宝典”写作和推动者，海外民主派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

  大学时期，曾因看到长达3个小时的六四大屠杀影片而深感震撼，故自此频繁接触美国人，并在一家驻华美国文化中心作兼职人员，以了解和体悟到中国宣传的虚假与邪恶；大学毕业后，曾因到广东省广州市做新闻工作者，故而积极利用职业之便经常在美国总领事馆参加文化讲座活动；曾参加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观摩会和，并阅览一年香港英文日报，使自己知晓更多与中国官方新闻报导相左的信息，并深切体会、感悟到新闻真实性报导的重要性；曾因中共自1990年代末起开始建起网络长城防火墙（Great Firewall，简称：GFW），实行互联网边界网络审查系统，而使其在中国境内使用手机和计算机时深感防火墙给其及国人阅览设限带来的困扰；

  后其移居老挝生活，并学习了十种语言；曾因中国逐渐成为世界最大的电子监狱，为了维稳不惜每年花费巨60亿美元打造网络防火墙，封锁了Google、Twitter、Youtube、BBC、CNN等全球31万个网站，造成国人只能接触中共的洗脑讯息，而且，近年来因中国将防火墙技术输出到俄罗斯、伊朗、缅甸、柬埔寨等国，迫使十几亿人每天无端地去仇美、反日、攻台，造成了全球冲突连绵不断，遂其据此开始致力于把新兴的拆墙运动（BanGFW）理念向多国推广，呼吁大家都来举牌、发帖；

  2023年3月，其等海外民主派人士发起拆墙运动，并推出《拆墙宝典》，争取国际社会各方支持，以期达到将中共主管建立和运作防火墙的首要份子提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的要求；

  2023年6月3日获悉，其在六四34周年纪念日前夕的2023年5月31日，突遭中国警方跨境抓捕；后知其在当地侨领、老挝警方的连手配合下被中国警方野蛮绑架，自此失联，后证实其已被押回湖南衡阳，羁押在湖南衡阳市未成年人看守所。杨泽伟于2023年是7月7日被衡阳市检察院批捕，其罪名是“煽颠颠覆国家政权罪”。2024年10月10日获悉，一审获刑5年，刑期至：2028年5月30日，已于2024年9月移送湖南赤山监狱服刑。狱中遭酷刑折磨。

  对杨泽伟的境况，本网将持续关注。

  

  
  

  文章来源：维权网

  22小时前